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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簡體書』战安庆:曾国藩的中年突围

書城自編碼: 3765357
分類:簡體書→大陸圖書→歷史中國史
作者: 周禄丰
國際書號(ISBN): 9787553815619
出版社: 岳麓书社
出版日期: 2022-08-01

頁數/字數: /
書度/開本: 16开 釘裝: 精装

售價:HK$ 110.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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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推薦:
在腐朽黑暗的晚清官场,曾国藩为何能脱颖而出,力挽狂澜?靠的是“勇于担当”的大勇,靠的是“锐于创新”的大智,靠的是“谦恭拙诚”的大让!曾国藩一路猛打猛冲,跌落谷底后如何化百炼钢为绕指柔? 在官场遭受排挤,被皇帝解除兵权,曾国藩蛰居在家。在迷茫中思考,在困顿中修心,终于参透《道德经》的智慧,大彻大悟。再度出山后为人处世脱胎换骨,率领湘军打下安庆城,完成人生转折,奠定毕生功勋!湘军为何战斗力顽强,常打胜仗?这背后是现代化的军事理念做支撑。湘军从排兵布阵、士兵训练、后勤补给、奖惩制度,无一不与现代军事相吻合。《战安庆》严格遵循史料,杜绝戏说,注释详细,句句有来头。大量利用书信、奏折、谕旨、笔记等史料,注释详尽,于细微之处,令人极为信服地分析历史人物和事件,于细微之处,点明历史真相。本书语言通俗流畅,情节层层递进,环环相扣,更符合当下潮流和阅读口味,比小说更好读。本书附有大量历史照片和彩色插图,还原历史现场,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体验历史。本书装帧精致,内外双封设计,印金工艺,护眼双胶纸,收藏级印装品质。
內容簡介:
翻开本书,看曾国藩如何以一种拙诚的精神,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升级之路,一个敢于担当者的觉醒历程!
曾国藩在天下大乱之际,非常善于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,一介书生独创湘军,统率群雄。对抗太平天国,屡战屡败,甚至两次投江自尽,多次深陷绝境。47岁时更被皇帝弃用,陷入人生低谷。蛰居老家两年,他反思自我,终大彻大悟。重新出山后,为人处世脱胎换骨,不仅清除了政治敌人,而且以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对赌,最终战胜了安庆之敌——陈玉成,一生功勋奠定于此!
安庆之战是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命运的转折点,本书选取安庆会战这样一个转折点,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这场大战的前因后果、来龙去脉。本书围绕湘军与太平天国会战安庆来布局谋篇,深入地解读了咸丰皇帝、曾国藩、胡林翼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等晚清军政名人在大变局中的选择与行动,堪称一部翔实的晚清军政史。同时它也是一部关于人情世故的博弈史,表面上写的是战争,实际上写的是背后各种人情世故和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。
關於作者:
周禄丰:湖湘士子,耕耘杏坛,酷爱湖湘文化,著有《通天血路:太平天国往事》《战安庆:曾国藩的中年突围》。
目錄
序章
一、书生从戎
一 官场野蛮人
二 拆分“团练”
三 建军大分裂
四 不救“恩师”
五 誓师东征
六 收复湖北,金陵在望?
二、中年危机
一 前功尽弃
二 碰壁江西
三 毕金科之死
四 与皇帝的积怨
五 曾左绝交
三、湘军始末
一 事功本于学问
二 书生军团
三 编练“新军”
四 创办水师
四、后方建设
一 骆秉章经营湖南
二 胡林翼主持湖北
三 督抚“相和”
五、大盈若冲
一 愤怒中年的彻悟
二 曾国藩肖像素描
三 重新站在历史风口
六、打破僵局
一 三河惨败
二 多龙鲍虎
三 “败保”大将军
四 多隆阿新贵
五 小池驿大捷
七、变局悄至
一 英法突入
二 李秀成绝地求生
三 天意回转
四 左宗棠出山
八、安庆之围
一 置身绝地
二 “勤王”疑案
三 乱极时站得定
四 曾国藩的豪赌
五 日落安庆城
九、江苏危局
一 洋枪队的诞生
二 李鸿章崛起
三 死斗何桂清
结语 清朝人曾国藩
內容試閱
愤怒中年的彻悟
咸丰七年(1857),盛夏的热浪蒸腾着白杨坪,四十六岁的曾国藩站在老柏树下沉默不语。出湘三载,征战不休,却带着半头风霜和一身火气归来,他眼中透着两个字——“不甘”。勇猛精进的刚介儒生遭遇中年危机,自然抑郁苦闷。上司的猜忌,同僚的中伤,友朋的死难,凡此种种,与壮志难酬的忧愁缠绕在一起,灼烧着曾国藩的神魂,令其寝食难安。
曾国藩立志要在乱世做圣贤,以“忠义血性”感化同人,然后移风易俗,再造太平,所谓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。然而湖口惨败,南昌坐困,江西战局一筹莫展,他在事业上寻不到出路。对比胡林翼和骆秉章的成功,曾氏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;面对皇帝的猜忌与同僚的排挤,他甚至萌生世道不值得拯救的绝望想法。
曾国藩四顾茫然,觉得举世皆与自己为敌,颇有“苌弘化碧”“眼悬国门”的冤屈。他在给刘蓉的信中写道:义士荆轲之赤心化为长虹,围观的人却以为是灾祸;忠臣苌弘之鲜血化为碧玉,赏玉的人却把它当作烂石头,这种心情可谓沉痛之至。①从老师唐鉴、倭仁那里学来的养气功夫丝毫不能排解内心的苦闷,他甚至起了就此放手、一死了之的念头。曾国藩在给刘蓉的另一封信里说,到处都是掣肘捣乱之人,怎么也不能一展抱负。现在数着日子等死,到时候你给我写墓志铭,如果不为我鸣冤,我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。②
当人走投无路之时,最盼得到同人的支撑,纵然举世皆敌,只要有二三志同道合者声援,尚可坚信“吾道不孤”。谁料连左宗棠都来信责备他抛下江西军务回家是不顾道义之举,曾国藩就真正绝望了。长沙、岳阳、武昌、湖口,从洞庭湖到鄱阳湖,从湘江到九江,数年努力之经营,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如露消逝。
枯坐家中等死,曾国藩每日心烦气躁,抑郁难当,不是写信骂同僚,就是与家中子弟吵架,甚至辱骂弟媳,这是以理学名世的曾国藩一生最失态之时。为收束情绪,他常在老家屋前静坐,仰观高嵋山上阳春烟霞,俯瞰白杨坪前翠竹松涛,心情渐至和缓,打消了死志。死志既消,他又开始反思过往几年种种得失,然而越反思就越纠结,情郁于中,不能释怀。因为每日思绪万千,又得了失眠症,心情越加低落,心中的煎熬与暑气的烘烤内外交加,白杨坪宛似烘炉。
好友欧阳兆熊得知后,推荐长沙名医曹耀湘(字镜初)为曾国藩治疗失眠症,又劝谏说:“曹镜初的医术可以治你的身病,而黄老道之书,却可以医你的心病。”③经欧阳兆熊和曹耀湘推荐,曾开始读老庄等道家著作,早年匆忙一过的名言如“大象无形”“大巧若拙”“强大处下,柔弱处上”“日中则昃,月盈则食”,此时再读真如一缕春光,照到他被黑暗重重包围的心上。
夏日过后,天气渐凉,身心稍有恢复的曾国藩走出白杨坪,四处访友。看到湘水潮起潮落,不舍昼夜,江上往来的轻舟顺流而下,倏忽之间,已越十里。曾国藩忽然领略到“上善若水”的境界,明悟了“天下莫柔弱于水,而攻坚强者,莫之能胜”的道理。
曾国藩最崇拜的祖父曾玉屏,留下祖训“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”,母亲也是倔强刚强之人,曾国藩自述“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,其好处亦正在倔强”。受家庭的影响,曾氏的个性倔强刚强,这也符合湖南人霸蛮的风格。
曾国藩到京师读书后以程朱为宗,而程朱的传人多半有几分孟子式的迂阔天真与屈原式的自恋清高。此后常年带兵打仗,以申韩之术治兵,又不免学到了法家的霸道。他以刚强、迂阔、自恋、霸道的态度周旋于晚清陈腐的官场,当然不免四处碰壁,待碰壁之后再用这套观念去反思,不但不得要领,反而如火上浇油,越烹越烫。得欧阳兆熊提醒后再读老庄,受“中年危机”困扰的曾国藩才算是找到了突围的办法。
道家人生观的要义,首先在“顺其自然”四个字上。自然规律不可抗拒,天命不可揣测,人力终究有限,历史的大势往往不受个人的意志和努力而转移。儒家强调遇事当仁不让,舍我其谁,知其不可而为,总想以一己之力撼动大势,往往徒劳无功。曾国藩得老庄的启发,感悟到在浩瀚的宇宙里个人的渺小,继而又认识到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浪潮中,个人只能努力实践而不能妄求一定成功的道理:
人生在世,做事只求尽心,而成败不必强求。如果大事有成,那也是个人的努力符合了自然规律或者天命,不必把功劳都当作自己的;若大事无成,也不必沮丧,因为世事的发展本就不受个人掌控,“尽其在我,听之在天”。一旦看破这个道理,不再执着于成败,不再汲汲于功名,那之前所遭受的各种挫折,也就不必时时挂念在心了。
所谓中年危机,无非就是人到中年因事业无成而产生的焦虑和惶恐,一旦跳出功名利禄的圈子,从宇宙的维度来看待世事,以恬淡冲融的态度来重新看待人生,危机带来的抑郁也就消泯了。
曾国藩在家日日阅读老庄之言,水静山青,日升月落,境界也逐渐提升。他的心境,初如黑夜将至,密云遮掩,风雨欲作;稍后却仿佛风流云散,清辉乍现;再后来如满天星芒,人间灯火,交相辉映,在黑暗中寻得光明自在。这一刻,曾国藩大彻大悟,将平生学问,凡程朱之学、申韩之术、黄老之言,连同汉学之考据、桐城之古文,融会贯通,别开生面,达到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大宗师境界,而他为人处世,也变得智慧通达、游刃有余。

丁忧守制前,曾国藩的学问,是以程朱理学为统摄的,而程朱理学,是儒学中的激进派。理学家讲求天理道德,认为个人通过格物致知、存天理灭人欲,就会掌握天理,最终与天理同在。天理在手,我就可以匡扶正义,改造社会,最后化成天下。而理学的流弊,大致有两端:
一是空疏不实。理学指引儒者追寻世间的终极真理,通过研究事物中蕴含的道理,进而认识天理。理学格物致知的理念与近现代科学相同,但理学家知道要格物致知,却不知道“物”应当如何去“格”。换言之,理学家欲求道,却无求道的方法和工具。传统儒学没有发展出实验试错、逻辑分析、归纳总结这样的实证方法,就无法分析“物”中所蕴含的“理”。理学家的所谓格物,并不是研究事物变化,从中归纳规律。他们只懂得演绎法,只能假定阴阳五行和儒家伦理纲常是先验的真理,然后借助事物展开联想,以此来印证圣人所传的心性义理。譬如王阳明格竹子,并非用科学方法去分析竹子的生长规律,而是通过竹子的形态、特性展开拟人的联想,用来比附伦理道德。因为缺乏求道的手段,只有空疏的联想,理学的发展只能在纲常名教里打转,发展不出自然哲学。而近现代思想的发展,正是从自然哲学中发展出近代科学,再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,发展出社会科学。
二是处处诛心,自视过高,为人极端。理学的祖师爷朱熹,认为李密、李世民、项羽、刘邦都是利字当头,即便三代以下践行大义的第一人诸葛亮,也“所学不纯”。对古之英雄都如此苛责,对同时代的平凡人又何来尊重?理学家自以为因格物而得天理,一朝天理在我,则我即天理,可以代天化人,让天下万民都齐于我。这就不免狂妄,在他们看来,凡与我不同心的人,都是异端。
曾国藩自认笨拙无才,后世也多称他为笨人,然而曾虽然不够聪明机巧,却有穿透历史迷雾的悟性。他虽未接触过近代科学,却从考据求实的汉学里得到启发,无师自通地开创出把事物分为两半进行探讨,穷尽其理后再继续分割下去,进行精密研究的思辨方法。不但懂得剖析,他还知道合并消减同类项,最后加以综合的研究。这种思维,已经跳出了传统学术的限制,与近代科学方法接近。④曾国藩讲求从实际中去验证知识,从经验中去总结规律,这也有几分近代实证主义的神采。他把充斥着玄学的古代兵法,变成以实证经验为基础的军事工程学、军事运筹学,这是曾氏远超同时代所谓天才的地方。
胡林翼早年也久经战阵,却在很长时间内,都只是三流军事家,直到得罗泽南传授湘军营规,才跻身一流。李鸿章早年带兵以浪战为能,带兵十年也只是个逃跑知府、绿林翰林,直到入湘军幕府学了老师的办法,才能统领淮军青出于蓝。
理学空疏不实的弊端,被曾国藩以极高的悟性突破了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他这种实证思想具有的革命性,还要超过朱熹和王阳明。曾国藩之所以没有在思想史上获得和朱、王一样的地位,是因为这种实证思想在近代西方早已成熟,很快就被成体系地引进中国了。
虽然没有染上空疏不实的毛病,但理学家自视甚高的毛病,在早年曾国藩身上是非常明显的。他曾说“不为圣贤,便为禽兽”,这种极端的思想,用来责己倒还无妨,用以责人,就大错特错了。不为圣贤,并非就是禽兽,因在圣贤和禽兽之间还有凡人,圣贤、禽兽都是少数,凡人才是大多数人。按朱熹的说法,三代以下,只有诸葛亮能躬身践行大义,然而仍有缺点,离圣人尚有差距,那岂不是三代以下的政治家都是禽兽?
曾国藩的上司和同僚,如咸丰、骆秉章,有的好名虚伪,有的贪权懦弱,但总有几分精明能干,是可以共谋大业之人。即便如陈启迈、官文,虽政见不合,官声不佳,也未必见得就是无可救药的禽兽。古往今来的大事业,都是少数英雄带着大多数凡人做成的,如果要每个同僚都是圣贤,那天下哪还有可以共事之人?君子之间也常政见不合,纵然满朝文武都是君子,也需要相互妥协、调和矛盾,才能共举大事。哪能遇事不顺,就刚强到底,寸步不让呢?
过分强调道德修养,使得理学门徒脱离实际。理学家不了解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复杂,不懂得因势利导、循循善诱,只当天理在手,一切就会屈己从我。事实上,道德教化,律己可以昭昭如烈日,律他却只能浸润如春雨,强他人、社会就我,以自我为尺度去纠绳他人,只会四面皆敌。
曾国藩前半生天真迂阔,只知道用理想去改造社会,却不知世事的复杂,尤其他自觉真理在手,目的正义,道义名分在我,手段也就不必讲求。用迂阔的理想主义去碰撞黑暗而坚固的现实,自然不免头破血流。碰壁之后,又认为我绝对正确,攻讦我的都是宵小之徒,这样不知自省,没有灵活的手段,怎么能在吃人的官场立足?
到长沙治军后,因为军队最讲杀伐决断,法令森严,曾国藩又开始信奉法家的手段。法家以暴力服人,只信奉实力,曾氏强兵在握,实力雄厚,在官场就更不知进退,甚至连皇帝都敢要挟,这样做事又怎能不举世皆敌呢?你“曾剃头”自恃湘军在手,丝毫不肯妥协,那就怪不得同僚用官场上的明枪暗箭给你添堵了。后人常说法家可恨处,在于使用律令杀人,而理学家可恨处,在于挥舞道德杀人。曾国藩一手握住湘军这把锋利的屠刀,一手握住名教这根道德的大棒,百无禁忌,四处攻伐,当然人人诟病,处处射来丛镝(dí)了。
自读老庄悟道,曾国藩懂得了在官场上“知雄守雌,卑弱自持”。第一个改变,就是懂得自省和谦虚,凡事先找自己的不足,而不再一味抱怨他人无理。他反省自身,了解了自己“长傲”和多言的缺点。以前与人冲突,都以为自己必然正确,但回头反思,自己又真的事事占理吗?在湖南练兵打仗,自己暗示下属不必听从骆秉章的调遣,因为骆秉章毫无才能,只会坏事;与骆秉章文书往来,也只有简单粗暴的通报,而无请教、商榷的口吻,只因为看不起骆秉章的才干。然而骆秉章在曾国藩出省后,把湖南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三四倍,练出了四五万精兵支援各地作战,又哪里颟顸昏庸呢?
咸丰多次强令曾国藩出省救援,曾国藩把咸丰的上谕当作乱命不从,结果是江忠源、吴文镕败亡,两座省城丢失,局面为之大坏,损失又岂是几千湘军可比?纵然陈启迈在江西克扣湘军的军饷,除了限制湘军发展之外,他也是想筹饷自练一军。陈启迈最后没来得及练成赣军就被撤职,但曾国藩何以知陈启迈就一定不行呢?

此前种种冲突,固然因为湘军的存在触动了官场原有的利益格局,但与曾国藩的桀骜孤僻又何尝无关?出江西后,其他湘军统领和骆秉章相处甚得,曾与陈启迈不和,而胡林翼却能与官文共事。在晚清官场,想要做一番大事业,不但要踏实苦干,更要有灵活的手腕和高明的权术。如果把当时的局势比喻成黑夜,曾国藩是想化身太阳,驱散黑暗——然而他终究不是太阳,至多是一盏明灯。明灯妄图代替太阳照亮四方,必然把自己烧得油枯灯灭而徒劳无功。胡林翼更像是黑夜中的舞者,在黑夜中小心翼翼地游走,与黑暗虚与委蛇、若即若离,寻找着还能点燃的灯芯,把它们一一点燃,最终汇成万家灯火。
曾国藩懂得谦虚自省后,说反躬自身,全无是处,以前总自负本领大,总去看别人的不是,自从悟道后,才知道自己并无什么特别的本领,凡事能看到别人有几分长处。⑤知道自己不足,而能看到他人长于己处,道德文章方能因此长进,人际关系方可改善。此前的曾国藩,别说同僚,就连亲兄弟也受不了他那种“天下皆浊而我独清,世人皆醉而我独醒”的姿态,曾国荃、曾国华到北京投奔,也很快受不了他的态度而离开。
张宏杰先生曾举例,此前曾国藩给骆秉章写信,说湖南湖北“唇齿利害之间,此不待智者而知也”,不但没有商量的口气,几乎就在嘲讽骆秉章不智了。关于筹办水师,他不肯让骆秉章插手,说“水路筹备一端,则听侍(我)在此兴办,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,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”——办水师舍我其谁,您就别管了,也别派手下来添乱,你们都是不行的。这些书信,口气生硬,态度跋扈,字字如刀,怎么不让人生厌?⑥
儒家讲究知其不可而为之,强调“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,传到宋明理学的末流,又更是舍我其谁、高己卑人。这种人生态度,若在奋发进取、士风良好的时代当然是不错的,但在暮气已深的晚清,只能处处碰壁。若曾国藩的目标是立德立言,当然可以刚强,不与污秽的官场合流,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乃至粉身碎骨,他这个人却是立住了,虽不能成大事,却可凭借劲然的风骨名垂青史,兴许还能感动少许同时代的人,使风气有所好转。但若目标是立功,就不能一味刚强了,身处衰世,举目可见皆是庸人,要办大事就要团结庸人、俗人,那就只能以恭敬、柔弱、谦卑的态度,隐藏锋芒保存自我,再设法调和众人,隐晦曲折地达成目的。
道家的柔术启迪了曾国藩,让他知道如何在颟顸、琐屑的官场中寻求出路:暂时无力改变政治环境,那就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,先以谦卑的态度获得上司、同僚的好感,再积极参与官场的应酬,和光同尘,把自己融入官僚之中。这样自己就不再是他人眼中刚介古怪、难于共事的酷吏,不再是黑天鹅中的白天鹅。磨去棱角就不再容易被他人攻击,成为官僚们的自己人,行事就会容易。
曾国藩过去很讨厌官场应酬,不喜欢与人客套交往,只喜欢公事公办,认为官场往来是浪费时间。但咸丰八年(1858)复出后,他积极参与官场的应酬,上到总督巡抚,下到推官县令,他都亲自拜访,或者致以书信,以谦恭的态度、和蔼的语气,小心翼翼地争取他们,笼络他们。之前与左宗棠失和,现在他就请与左宗棠友善的九弟曾国荃帮忙斡旋调解,然后亲自致信,以大义和情理动之,修复两人感情。得左宗棠谅解后,曾氏再请左宗棠弥缝与骆秉章的关系,又请胡林翼帮忙联络与官文的交往。这些官场应酬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,却因此少了很多掣肘。过去他办大事,十之七八的精力是在和官僚斗争,现在虽花费了十之三四的精力来应酬,却减少了和官僚的斗争、扯皮,办事反而更为利索。
曾国藩过去办事,总想把无能的庸官一脚踢开,然后换上自己信任的正人君子,同心同德改易风气,共创大业。经过屡屡挫折,他也开始熟知人性的弱点,知道自己究竟不能隔绝所有不一心的人,何况他所信任的“正人君子”,又何尝没有私心杂念?
老子的权术,是君子行事如水,讲究因势利导,不与人欲对抗,而以柔术驯服人性,以共同的利害关系,引导他人顺遂自己的意图。清高好名之人恭维之,退让琐屑之人安抚之,贪婪好货之人利诱之,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人,把自己的事业变成大多数人的利害所在,办事自然无往不利。左宗棠清高、自大、好名,曾国藩就在日常交往中时时恭维,把他捧成天下第一能臣;官文贪权好利,曾国藩就推功相让,每次获得战功,都分润官文,每次攻破城池的奏折,都请官文领衔;骆秉章以老前辈自居,曾国藩就日常请教、咨询、问候;基层官员缺乏认同感,曾国藩就谦卑以待,召见下属不坐中堂,不让他们站立,每逢节日还贴心问候;幕僚、弟子都惧怕他严厉、刻薄,他就每天和弟子一起吃早饭,讲学问、说笑话,到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时,往日刻薄迂阔的恩师已经是一位每天给下属讲段子,让人如沐春风的长者了。
江南大营被攻破后,原不打算授予曾国藩地方实权的咸丰,任命他为两江总督,究其原因,虽是形势危急无人可用,但也有曾国藩变得更加深沉老辣,让皇帝觉得可以信任了。
曾国藩此次因研习老庄哲学而悟道,此后也经常借助道家的柔术以济功业。友人欧阳兆熊因此在笔记中说他变成了道家人物,并总结说曾国藩一生三变,在京师求学从词臣变为程朱理学的门人,到长沙练兵从理学家变成申韩之徒,咸丰八年守制悟道后最终变成了道家门人。这个解读,虽出自友人观察,却是对他的误读。曾国藩一生三变,变的只是做事的手段,变的只是术,而他一生的根本,仍是程朱理学,他的道,始终未变。
曾国藩在创办湘军时,确实用严刑峻法,但严刑峻法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,而非目标。他带湘军打仗,还是为了捍卫儒家文化,捍卫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社会。他打这场仗,还是为了天下太平之后,移风易俗,让天下变成儒家理想中那个人人有德的社会,其根本目的并没有变。而且在创办湘军时,曾国藩让自己手下的将领,按时到军营里给士兵讲儒家的道理,教士兵唱《爱民歌》,把士兵当成儒家门徒来训导。他招募将领,也只招募道德出众、才堪治民的书生,并不招杀人狂魔。可见曾氏仍是一介儒生,只是这个儒生懂得用一些法家刚强的手段,来弥补儒家的平和,以适应现实需要。
而他晚年,为了和官场上各种官僚打交道,确实用了道家的柔术,和皇帝、同僚“打太极拳”。但曾国藩这样做,也是为了协调各种关系,以实现儒家理想。如果他成了道家门徒,那还办什么大事呢?道家讲究的是小国寡民,无为而治,圣人不作为最好,还打什么仗呢?如果太平天国当兴,那就顺其自然吧。可曾国藩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都还想做大事业,想改造社会风俗。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也说,人力可夺气数,努力能克天命,可见他始终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生。只是用了道家的柔术,作为一种手段,来弥补儒家的刚强。
那曾国藩真正的处事方略是什么呢?其实就是儒家提倡的“中庸”。儒家思想认为,万事万物中都存在着一组对立的矛盾:有阳就有阴,有刚强就有柔弱,有生存就有毁灭,有光明就有黑暗。中庸就是取矛盾的中端,不偏向任何一方。后人对中庸思想有一个误会,认为中庸就是不偏向左,也不偏向右,站在中间;遇到事情,我不说对,也不说不对,模棱两可,谁也不得罪。这是把中庸思想庸俗化的理解,本质是胆小怕事,做骑墙派,当好好先生。那么中庸是什么呢?中庸是指,由于我站在矛盾的中间,所以我守住了事物的本质。守住中庸,就能“执两用中”,是因为我拿住了事物两极变化的中端,所以对立的两边都可以为己所用。

也就是说,中庸不是不左不右不刚不柔,而是平等看待这两边,根据形势的需要,该左就左,该右就右,该刚强时就刚强,该柔弱时就柔弱。不是刚柔兼具,而是时而刚时而柔,根据时势的发展灵活选择。但不管选哪一边,自己都要守住本心,也就是“执中”。
曾国藩守住自己的本心,守住儒家理想的同时,根据时势选择手段:带兵打仗,需要刚强,就用一下法家的手段;官场斗争,需要柔弱,就用一下道家的手段。无论道家和法家,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,是拿来用的“术”,而程朱理学,则是不变的“道”。用一句时下流行的歌词来说,曾国藩是“做了那么多改变,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”。

【注释】
① 见《曾国藩全集》第22册第466页,岳麓书社2011年版。
② 见《刘蓉集》(下册)第333页,岳麓书社2008年版。
③ 见欧阳兆熊《水窗春呓》第13页,中华书局1984年版。
④ “其治之之道三端,曰剖晰,曰简要,曰综核。剖晰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由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简要者,事虽千端万绪,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。如人身虽大,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;万卷虽多,而提要钩元不过数句。凡御众之道,教下之法,易则易知,简则易从,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。综核者,如为学之道,既日知所亡,又须月无忘其所能。每月所治之事,至一月两月,又当综核一次。” 见《曾国藩全集》第17册第65页,岳麓书社2011年版。
⑤ “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,可屈可伸,可行可藏,又每见得人家不是。自从丁巳、戊午大悔大悟之后,乃知自己全无本领,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。” 见《曾国藩全集》第21册第476页,岳麓书社2011年版。
⑥ 见张宏杰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第34页,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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